机制解释的诠释学寻衅和回应_机制_帝国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先容西方学者在面对机制阐明弱点时发展起来的各种补救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局限，其次先容笔者提出的“加大被阐明问题信息量”方法，以及这一方法的优点和局限。
本文想让海内学者理解在面对机制阐明的各种弱点时西方学者并不是无能为力，同时也想强调所有的试图战胜机制阐明弱点的方法，包括本作者提出的“加大被阐明问题信息量”方法，都只是缩小诠释圈，并不能肃清诠释圈。
这该当说是社会科学的特性。

自默顿提出了中层理论观点后（Merton，1967），一种以机制阐明为中央、轻视乃至是忽略宏不雅观社会构造和社会行动者浸染的机制剖析方法在美国社会学中逐渐霸占主流（如Coleman，1990；Elster，1989，1998；Hedstrom and Swedberg，1998；McAdam et al.，2001；Stinchombe，1991）。
笔者曾经写文章就机制阐明在社会科学中所面临的一些在诠释学（hermeneutics）意义上的弱点——包括宏不雅观微不雅观脱节问题，构造/机制和行动者脱节问题，归纳和演绎脱节问题，过度决定难题及机制在社会上的主要性多变难题——展开了谈论（赵鼎新，2020）。
西方学者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以上这些问题，或者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完备无能为力。
他们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发展出了许多方法。
关于这方面的事情，虽然海内有所先容（如，彭玉生，2011；徐竹，2012；蒋建忠，2018；张长东，2018），但具有一定全局性的综述却不多见，于是就有了本文的缘起。
本文首先先容西方学者在面对机制阐明弱点时发展起来的四种补救方法，以及这些补救方法的毛病，其次先容笔者提出的“加大被阐明问题信息量”方法，以及这一方法的优点和局限。

诠释圈（hermeneutics circle）是征象学的一个核心观点。
在社会科学中，诠释圈指的是通过文献、考古、访谈、抽样和大数据等方法所得到的资料对付我们所剖析的某个案例或者对某一类所要研究的社会征象而言总是局部信息，因此我们所建立的叙事和理论都只是基于这些局部信息的提炼。
问题是：如果说一个叙事或理论只是建立在局部信息之上，我们如何担保该叙事或理论是整体，或者整体的一个紧张侧面的准确刻画？或者，如果无法确保从局部信息中提炼出来的叙事或理论是对整体或整体的一个紧张侧面的准确刻画，我们是否有办法担保叙事（或理论）A要比叙事（或理论）B在履历上更为可靠，或者说叙事（或理论）A的诠释圈要小一些？对付以上问题，征象学家、受到征象学影响的社会学家都有过磋商，可是大多数磋商都勾留在哲学层面，提出了问题但是却无助于问题的办理，或者说在履历阐明层面上都显得肤浅。
本文磋商的是机制阐明的诠释圈问题，或者说社会科学家为了缓解机制阐明的局部和整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发展出来的各种方法以及笔者在此根本上建立的新的办理方案。

须要解释三点：第一，如果能准确和闇练的利用，以下所谈论的各种方法都会有助于我们找到在认识论意义上更为可靠的叙事和理论。
换一句话说便是这些方法都能帮助我们缓解局部和整体之间的紧张，即缩小诠释圈。
但是任何方法，包括笔者所提倡的方法都不能完备办理机制阐明在履历剖析中的弱点。
用征象学的术语表述便是，对付机制阐明弱点的各类补救方法只能帮助我们缩小机制阐明的诠释圈，并不能肃清诠释圈。
第二，本文的谈论紧张局限在以质性为主的比较研究领域。
包括统计方法在内的定量方法也都有自己的一套填补机制阐明在诠释学意义上的弱点的方法，并且它们所遵照的原则也与本文所先容的方法相似，但是本文不做专门先容。
第三，本文所先容的填补机制阐明毛病的四种方法，再加上笔者自己所推崇的“加大被阐明问题的信息量”方法，其背后都必须有某种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的存在（Zhang，2019）。
比如，我在准掌握实验方法中所先容的加芬克尔犯规实验（Garfinkel，1967），其出发点便是如下的反事实提问：如果我们在讲话时不按常理，它会给人际互动带来什么不同后果？本文把各种填补机制阐明毛病的方法与反事实推理方法并列，并且把对反事实推理的谈论局限在一个比较窄的剖析历史进程中的构造和有时性的关系的范围。
我们这么做只是由于各种填补机制阐明毛病的方法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名字，分开先容不但会方便些，同时也会使得读者在今后阅读其他社会学著作时更随意马虎与本文的内容建立联系。

一、准实验方法

社会科学的实验很难做到自然科学实验的掌握水平，或者说许多变量在社会学研究中很难得到掌握。
在这种情形下，通过不雅观察所得到的结论就不一定准确。
但是，社会学家仍旧会试图采纳各种办法对研究工具做各种有限的掌握，希望能把一些最有可能滋扰实验结论的条件通过“掌握”给剔除出去。
这便是所谓的准掌握实验方法（quasi-experiment）。
我在其余一篇文章等分析过的那些关于美国公司种族和性别歧视程度的研究便是一个范例的准掌握实验方法研究（赵鼎新，2015）：研究者随机地向同类公司发出许多封除了名字的差别外，履历和其他内容都高度同等的求职信，而通过名字我们则能看出申请人的族群和性别。
显然，不同族群和性别的人的申请成功率差别越显著，族群和性别歧视就越严重。

在社会学中，准掌握实验方法一样平常会被用来验证某些成分是否存在，或者某个机制的存在及其浸染办法。
以上提到的那个关于美国公司种族和性别歧视程度的研究便是一类用来验证某些成分是否存在的研究。
这类验证机制的研究每每会涌如今组织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
加芬克尔的犯规实验（Garfinkel，1967），即通过不按常理说话来强行冲破人们习以为常的互动，并且以此来彰显我们本来已经意识不到的人际互动中所需遵照的礼仪以及这些礼仪被毁坏后的社会后果，也是一个准掌握实验。
我们说这是一个准掌握实验是由于一旦某个互动礼仪被毁坏，任何一个身处其境的人都多多少少会生气。
对付这样的研究，个体之间的差别实在不太主要，或者说我们在研究中只要对“犯规”办法进行掌握就行了。

政治学家阿克塞罗德的著名的互助机制研究也是一个准掌握实验（Axelrod，1984）。
阿克塞罗德的研究证明只要两个人的博弈次数足够多，“一报还一报”便是一个最优策略。
所谓“一报还一报”策略便是第一次与对方总是采纳互助，往后就随着对方的上一次策略走。
如果上一次对方采纳的是互助，那么我这一次连续采纳互助；如果对方上一次采纳的是不互助，那么我这一次就不互助。
我们可以从阿克塞罗德的研究中总结出促进人类互助最为主要的两个原则，其一是长互动链原则，即互动链越长，互助就越是上风策略，其二是有条件的体谅原则，即对付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不互助行为必须进行惩罚，但是某人在被惩罚后改正了自己不互助行为时，我们必须给予体谅。
阿克塞罗德的实验能见告我们很多东西。
比如，如果条件容许，我们每每会宁愿多花点钱客岁夜阛阓买东西。
这是由于在大阛阓买了伪劣产品，改日你可以去找它，并且你的抗议会对阛阓的荣誉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大商家出售伪劣产品的可能就会小许多。
但是到处摆摊的小商贩，隔天就可能再也找不着了，信誉对他们来说就相对不主要，他们出售伪劣产品的可能也就大了许多。
还比如，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等机会主义行为目前在中国学术、生活和商业等许多领域非常盛行。
这些问题的一个主要根源便是中国社会变革太快再加上各种行政法规多变，各种社会规则或者正在失落去效力，或者不能确立，或者时常在变。
现在大家屈服某一规则，两年后可能就必须屈服另一种规则。
从阿克塞罗德实验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加受骗局号令多变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互动链非常短，使得机会主义行为成了最优选择，只管机会主义行为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准实验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有多方面的运用，也有一定的潜力。
但是这类方法存有两个明显毛病，因此并不能办理机制研究所面对的一些根本性的诠释学难题。
第一，准掌握实验让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征象的一个个大略静态的切面，而不是某类繁芜社会征象的动态规律。
有人会说生物学实验让我们看到的也是生命征象的一个个伶仃的切面。
但是这个问题对付生物学研究来说并不大，由于生命体是一个构造功能紧密结合的系统，并且生物机制的主要性和浸染办法也不会随着我们的实验创造而改变。
这两个性子的存在给了生物学一个很大的便利，那便是随着对付生命征象中的各种机制理解增多，我们对全体生命系统的理解也会逐渐提高。
但是社会并不是一个构造功能紧密结合的系统，新的社会机制会不断在人的行动过程中呈现，社会机制的主要性和浸染办法也会随着我们对付它们的理解而改变。
更直白说便是：社会机制在社会上始终处于不断重组的高度灵巧状态。
社会机制的高度灵巧组装性带来以下的困境：在社会科学领域，随着对付各种社会机制理解增多，我们对全体社会的理解不但不见得会有明显的提高，还常常会由于学者们放大符合自己个性或者代价不雅观的社会机制的主要性而影响到我们对社会的整体理解。
这便是为什么准掌握实验对付社会科学来说更适宜用来验证人类的一些根本性行为机制或者某些社会成分在某一社会的存在与否以及严重程度。
在面对像社会运动、革命、经济发展、科学革命和技能创新、工业成本主义形成、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福利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信息社会和环球化、民主化、世俗化、女权主义和认同感政治的兴起、宗教激进主义的回归等等繁芜社会征象时，准掌握实验基本无能为力。
而正是对付这些社会征象的把握和理解才是近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核心。

第二，准实验方法能让我们理解大量的社会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在“掌握”条件下的浸染办法。
但是准掌握实验与现实不同。
我们可以用准实验来展示某一社会机制的存在及其浸染，但是由于社会学剖析中存在着社会机制过度决定这一问题（即equifinality，或者说在大多数情形下多种社会机制都会导致同一社会后果），我们一样平常很难用某一个准掌握实验所得出的社会机制来预测一个详细的，特殊是繁芜的社会征象。
笔者在《论机制阐明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一文中指出（赵鼎新，2020），我们不会说库冉提出的偏好伪装机制不主要，或者说这一机制在苏联垮台中没有起到浸染（Kuran，1995，1997）。
但是库冉却用这一机制来阐明苏联的垮台，我想绝大多数研究苏联的专家都不会赞许库冉的这一论断的。

总结起来便是，准实验方法能帮助我们以较为可靠的办法来理解各种社会机制的存在和浸染办法。
但是由于社会征象的“过度决定”这一特性，除了一些比较大略的或者说非常空想的履历案例之外（Bates et al.，1998），它一样平常办理不了中层理论所面对的演绎和归纳的分离的问题。
因此，准掌握实验的结论对付社会学剖析来说紧张在于启示，而不在于履历阐明。
公司或者政府的决策过程常常会用到可能性剖析（scenario analysis）方法（该方法的核心是针对某一事宜列出它的几个可能的发展趋势，并且剖析每一趋势的发生可能性及其后果）。
社会学的准掌握实验，特殊是各种打算机仿照方法，对付可能性剖析来说都是有用的工具。
可能性剖析并不能为我们精确预测某一政策是否能成功或者某一政策的详细后果，但是在打消明显缺点的决策和演示一些决策可能带来的非企及后果方面有一定潜力。

二、打消其他可能阐明

打消其他可能阐明（rule out alternative hypotheses）是社会学家为了缓解机制阐明的过度决定问题的一个常用方法。
这一方法的基本思路是：既然机制阐明有过度决定问题，我们不如先把其它在逻辑上也行得通的阐明机制逐个列出来，并且逐一论证为什么这些机制在详细的履历情景上不可能。
在古德文对东南亚国家革命运动的研究中（Goodwin，2001）。
古德文批评的紧张工具是沃尔夫和裴杰等生产办法马克思主义者对付二战后天下上各个中小国家反抗运动的产生及其不同的发展趋势的剖析（Paige，1975；Wolf，1969）。
比如，裴杰想阐明为什么这些国家中有些反抗运动发展成为革命，有些发展成为背叛，而有些则发展成为改良性社会运动。
他认为关键在于各个国家地皮所有者与垦植者之间的不同关系。
他的论证背后有如下几个核心因果机制：当代化农业的生产能力可以通过技能改进而不断提高，但是传统农业的生产能力提高潜力非常有限。
以是，比较于传统的地皮所有者，当代农场主在面对垦植者的抗争时妥协余地就大。
此外，挣人为打工的垦植者独立性和组织能力都比较强，而传统垦植者对地主的寄托性强并且由于靠天用饭而比较守旧。
以是，比较于传统垦植者，挣人为打工的垦植者的抗争能力就强。
因此，革命每每会发生在那些农业生产办法仍旧是前当代的，而垦植者却紧张靠挣人为或者类似于人为的耕种房客（sharecroping）的国度中。
古德文则认为，中小国家抗争运动的参加者虽然紧张是农人，但是决定这些抗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的却紧张是政治缘故原由，特殊是这些国家在西方和日本殖民期间的统治办法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不同政治抵牾。
但是笔者曾经指出（赵鼎新，2006），至少对付古德文稽核的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四个国家来说，地缘政治可能是决定各个国家革命运动成败的最为根本的缘故原由。
越南由于背靠中国，有着中苏两个大国的直接支持，因而革命取得了胜利，而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阔别中国，并且在二战后始终处在美国的掌握范围，革命成功的可能自然就很小。

古德文批评裴杰的时候，以及笔者批评古德文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利用“打消其他可能”这一方法。
在不少时候，这一方法的确能使得我们把同一个议题的理解和解释逐渐带向深入。
但是针对任何社会学议题，我们是否总能通过这方法来逐渐达到最佳答案？对付这一点我是疑惑的。
仍旧以上面那个二战后中小国家革命运动发展动态的案例作为例子。
我并不因此为裴杰的阐明，古德文的阐明和我的阐明之间没有利害之分。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如果一个学者有较强的叙事能力，他的叙事肯定就会有逻辑自洽性，但是这一叙事与履历事实并不见的就符合。
因此，在许多成分没有得到很好掌握的环境下，我们提出的新叙事最多也便是给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它并不能打消其他的可能。
有人会说这一问题对付基于问卷调查的统计剖析来说会小一些，由于如果我们能在统计上证明某个“变量”具有显著性，那么这个影响肯定是真实的。
实在，这一说法在理论上也很难成立。
轻微懂点问卷调查和统计的人都知道，问卷中问题的问法、问卷在关键问题上的遗漏以及统计时对付各个变量的取舍和重组、答问卷的人对付问卷中问题的理解能力以及对付问卷的问题背后所透露的代价方向的态度、变量的编码方法，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统计结果。

纵然是古德文的确证明了殖民期间的统治办法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不同政治抵牾的确决定了各个中小国家革命运动的规模和成败，或者说假定我写了一本书十分详尽地解释了为什么地缘政治构造才是决定中小国家革命运动成败的最为根本的缘故原由，我想古德文也不会说裴杰的不雅观点是完备缺点或者没故意义的，我也不会说古德文和裴杰的不雅观点是完备缺点或者没故意义的。
由于有一点可以肯定，裴杰和古德文的著作中所提出的社会机制的内在逻辑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作者所强调的这些机制的主要性和浸染办法是否与详细履历事实符合？这肯定是一个问题。
或许，生产办法、殖民地统治办法和地缘政治对付一个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来说都有很大的浸染。
或许，不同中小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背后有着不同的缘故原由，或者说裴杰和古德文在不同国家的革命运动背后找同一缘故原由的思路本身就有问题。
或许，生产办法和殖民地统治办法虽然未定议一个国家革命运动的成败，但是却能影响抗争运动的规模，动员办法，以及在一个国家中的地区性分布。
或者说如果我们换一个研究议题，裴杰和古德文揭示的机制立时就会变得主要起来。
因此，“打消其他可能”这一方法虽然很难担保我们是否真正打消了其他的可能性阐明，但是却能为同一案例供应多种视角，迫使我们想得更仔细，加强了我们对付某个案例的总体性理解。

虽然我们在剖析社会征象时必须要追求踏实的材料功夫和准确的阐明，虽然笔者在演习自己的学生时对这一点抓得非常紧，但是我必须不无遗憾的承认，与历史学有明显的不同，社会学著作的意义有时候并不在踏实的材料功夫，乃至不在于准确的履历阐明，而在于视角的新颖。
比如，斯考契波的成名之作《国家与社会革命》阐明的是为什么法国，俄国和中国这三个历史背景如此不同的国家都爆发了社会革命（Skocpol，1979）。
但是该书履历叙事肤浅再加上理论上有不少毛病，因此不但没有受到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专家的重视，还受到了很多批评（Goldstone，2001；McDaniel，1988；Sewell，1985）。
只管如此，《国家与社会革命》仍旧不失落为一部名著。
这是由于该书的理论出发点——即国家既不大略的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仅仅是保障社会竞争公正进行的裁判，国家集团有着自己的利益，自身的构造和性子和与这些构造和性子相应的特定行为办法，因此我们在剖析社会革命时必须把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构造性行动者来看待——大大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及像普兰查斯和米勒班（Poulantzas and Miliband，1972）这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付当代国家性子的理解，匆匆成了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国家中央视角”在二战往后的再形成（Evans，Rueschemeyer，and Skocpol，1985）。
显然，社会学著作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视角的新颖以及该视角对付学科发展的主要性。

末了，一旦“打消其他可能”成了一位学者的思维本能，该学者的思辨和反思能力都会大大提高。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代价不雅观，也肯定希望一个符合自己代价不雅观的论点在履历上能站得住脚，对自己不雅观点进行反思因此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笔者打仗过的许多精良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特色，那便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紧张和不自傲感情越强，反思力也会比较强。
如果有学者自以为自己所看到的、理解的和讲出来的故事都是对的，那么这个人就无药可救了。
反思能力对付学者来说太主要了。

三、反事实推理

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s）指的是一种对已经发生的事宜进行否定，并且在此根本上建构各种假定性可能的推理方法（Collins，Hall，and Paul，2004；Tetlock and Belkin，1996）。
反事实推理是反思和验证一个因果阐明在履历上的可能性的一个最为核心的方法，而以下所先容的则仅仅只是反事实推理的一种。
反事实推理的关键在于回答一个“What if”的问题，因此每每会采纳以下的发问办法：如果这件事情在当时没有发生，后果会有什么不同；如果某个成分（或者机制）不存在，后果会有什么不同；或者如果存在某个成分（或者机制），后果会有什么不同。

我们这儿所先容的反事实推理与“打消其他可能阐明方法”在逻辑上有很大的同等性，但是它们之间有个关键不同。
打消其他可能阐明方法的目的在于证明一个论点的精确性。
在这一方法之下，推理者须要证明其他成分在履历案例中或者不存在，或者不主要。
由于反事实推理的逻辑出发点是反事实的，该方法因此不能用来证明任何事实性的论点。
在社会学中，反事实推理一样平常会被用来解构或者松动一个构造/机制性阐明，或者说用于强调历史过程中有时性，用于揭示一个过分强大的构造/机制性阐明可能会带来的误区。

如果用好了的话，反事实推理会给社会科学剖析带来许多启示意义。
但是我必须指出，反事实推理在社会科学中也是一个被严重滥用的方法。
就我看来，不少作品中涌现的反事实推理常常会给人一种轻佻感，让人以为作者并不是为相识释问题，而是为了耍小聪明。
我们应该怎么差异故意义的反事实推理和耍小聪明式的反事实推理呢？这儿的一个准则便是看反事实推理在多大程度上改写了历史。
总体原则便是：一个反事实推理改写历史的程度越大，该推理结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就越小（Tetlock and Parker，2006）。
我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展开剖析。

第一是大规模改写当时历史情景和社会构造条件的反事实推理。
比如，在强调哥伦布创造新大陆的意义时，有人会发出如下的疑问：如果郑和下泰西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首先创造了新大陆，本日的天下会是怎么样？言下之意便是：如果是郑和首先创造了新大陆，新大陆大概就会成为中华帝国的殖民地，中国经济大概就能在今后几个世纪中连续保持着天下领先地位，工业成本主义大概就会涌如今中国而不是西方。
但是，此类反事实推理的意义实在不大，或者说这是一类最为无聊的反事实推理。
反事实推理的一个紧张功用便是它能帮助我们加深对当时当地所发生事情背后的历史情景和构造性条件的理解。
但是，以上这类反事实推理所起到的浸染却恰好相反，由于这类反事实推理完备忽略了哥伦布航海和郑和航海背后有着完备不同的历史和构造情景。
从天下史角度来说，哥伦布创造新大陆的意义并不在于该事宜本身，而且在于该事宜背后所反响的早当代欧洲天下的特点，包括早当代欧洲所特有的一种国家、贩子和探险家共谋的商业精神和殖民动力，欧洲国家权力的相对薄弱和贩子权力的强大，欧洲人对天下地理所形成的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理解，以及欧洲国家之间激烈的地缘政治、宗教和商业竞争（Zhao，2015）。
正是这些特点给了早当代欧洲一个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发展形式，给了哥伦布创造新大陆这一事宜一个历史迁移转变点的意义。
反不雅观中国，郑和下泰西的目的肯定不是商业目的所驱动的探险，航海背后的推手也不是像哥伦布这样的探险家而是国家，航海也没有在沿途各国引发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向外洋扩展和移民的浪潮。
实在，纵然是郑和的船队率先到了新大陆，对付他来说也只不过是到了一片很难引起他兴趣的荒蛮之地，并且他也不会知道他所见到的是一片新大陆（由于郑和不具有当时欧洲人对付地球的知识）。
总之，郑和航海在七次往后戛然而止，此后明朝走的是一条抑商重农的道路。
这一历史发展并不有时。

第二是中等规模改写当时历史情景和社会构造的反事实推理。
比如，我们常常能听到以下说法：如果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和西班牙没有发生战役，或者如果这一战役没有中断南美洲白银向明帝国的流入，大明帝国是否仍旧会崩溃？的确，16世纪的明帝国在世界贸易方面保持着巨大的顺差，欧洲国家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使它发展成了中国的硬通货，并且在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后上升为国家税收的根本。
但是随着南美白银不再大量流入，中国出口贸易涌现了巨大萎缩，从而减低了国家的商业税收。
同时，白银供应链的中断又导致了银价的上升，从而大大提高了用白银交税的民众的税收包袱。
可以断定，由于白银供应中断而造成的财政危急肯定加剧了大明帝国末期的各种社会抵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上的反事实推理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但是话又要说回来，财政危急并不是明朝末年的唯一危急，乃至是最大的危急。
明帝国后期人口压力巨大、地皮吞并严重、流民巨多、党争激烈、皇权与官僚体系严重对立，再加上崇祯刚愎无能，这些缘故原由实在都对明帝国的垮台产生着重要影响。
因此，如果我们只从白银危急的角度来磋商明帝国的垮台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也很难否认白银危急的确是导致明帝国衰败的一个成分。

第三，小规模改写当时历史场景和社会构造条件的反事实推理。
这类反事实推理的逻辑出发点是修正某一历史关键点上某一关键人物的命运或者决策。
如果我们有足够证据解释这些关键人物在某一历史关键点上的不同命运或者决策的确会给历史进程带来迁移转变点性的影响，那么这一类反事实推理就有比较大的代价。
这类反事实推理有比较大的代价还由于他仅仅只改变了某一人物的命运或者决策，别无其他。
从逻辑上说，小规模改写当时历史场景和社会构造条件的反事实推理的好处在于剖析的因果链很短，或者说虽然某个事宜发生还是没发生具有有时性，但是紧接着的后果则毫无疑问得非常明显。
这种剖析因此会很有力，也会给人带来许多启示。

比如，我们可以问这么一个问题：如果1866年的那次刺杀俾斯麦的行动得以成功，天下史在多大的程度上会被改写？那天俾斯麦在咫尺之间被左轮枪连打了5枪，个中两抢击中了症结部位，该当说刺杀行动本身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这几颗子弹居然都没有能穿透俾斯麦厚厚的衣服，使得他免去一劫。
我们可以进行以下的反事实推理：如果俾斯麦那天被打去世了，普鲁士还能统一德国吗？如果德国不能得到统一，一战和二战还会发生吗？或者说纵然欧洲天下仍旧会以某种形式展开大战，在没有一个统一强大的德国的情形下，这些战役的规模和后果还会一样吗？如果没有一战，俄国苏维埃革命能成功吗？如果没有俄国苏维埃革命，本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反事实推理的主要性在于，俾斯麦时期的德意志仍旧由30来个国家统治，个中普鲁士和奥地利势力最强，但是这些国家绝大多数都反对普鲁士的统一扩展。
同时在普鲁士内部像俾斯麦这样的既有威信，又有手腕，且有着武断的统一德意志信念的领袖人物可以说是非常之少。
因此，俾斯麦去世与不去世的确可能会造成非常不同的后果。

发生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急是国际政治领域反复研究的一个议题（见Graham，1971；Mikoyan，2012；Nathan，1992；Scott，Len，and R.Gerald Hughes，2015；Tetlock and Belkin，1996）。
在他们的剖析中常常会涌现以下两个反事实推理性：在古巴导弹危急中，如果苏联在古巴附近海疆支配的一艘狐步级B-59号潜艇向美国发射了舰上的核鱼雷，其后果将是如何？如果肯尼迪当时顶不住美国军方和CIA的压力，或者如果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秘密会谈不能及时取得成果因而导致美国军方失落控，其后果将会如何？

这两个反事实推理都会导致同样的难以设想的后果：如果美苏两国之间爆发了核战役，它们的核能力可以把人类毁灭数次。
但是在早期冷战的大构造背景下，这两个假设性条件都有发生的可能。
就第一个反事实推理来说，当时美国海军在古巴附近海疆锁定了苏联四艘常规动力潜艇的位置，但却不知道这些潜艇携带核鱼雷。
期间美国的一艘驱逐舰向隐蔽在海底的苏联B-59号潜艇投掷了五枚演习用深水炸弹逼迫其上浮。
当时，苏联已授权在古巴节制着核弹的部队在受到攻击且无法联结莫斯科的紧急情形下可自行决定是否利用手中的核武器。
由于潜艇潜水很深，无法与莫斯科通讯，B-59号潜艇的舰长把美军的行动误判为核战役已经爆发，于是就做出了向美军发射核鱼雷的决定。
幸亏按照当时苏联的军事规章，发射核鱼雷须要有舰长、政委和大副三人同等赞许，而B-59号潜艇的大副瓦西里.阿尔系波夫（Vasili Arkhipov）终极反对了艇长的决定。
就第二个问题来说，当时美国军方一贯在逼迫肯尼迪赞许军方拟定的在10月29日全面进攻和盘踞古巴的操持。
军方并且暗示如果肯尼迪届时未能做出决定，军方就会按操持发起攻击。
在此情形下，肯尼迪在拖延对军方进攻操持回答的同时通过多种非正式渠道与赫鲁晓夫进行秘密沟通，并且终于在10月27日晚上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接管的危急办理方案，大略总结便是苏联从古巴撤出全部中程核导弹，而美国则从意大利和土耳其撤回在1959年后逐渐支配的45枚核弹头（有说75枚）。

古巴导弹危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可以决定全体人类命运的事宜。
但是危急的发展却受到多种难以掌握成分的影响，并且在10月27日前，一场核冲突彷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因此，对付这类事宜进行反事实推理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正是在这种令人后怕的反事实推理的推动下，美苏双方首脑在古巴导弹危急后都设置了由最高文官首领直接掌握“核按钮”的系统，并且大大加强了对付核弹头的掌握。
出于同样的缘故原由，美苏双方首脑在古巴导弹危急后不久就建立了热线，用以在紧急情形下的直接会谈，避免由于误判而导致核战役。
也是出于同样的缘故原由，反事实推理成了研究古巴导弹危急的一个主要逻辑方法。

在结束关于反事实推理的谈论前，笔者再想讲几句反事实推理与历史迁移转变点（turning point）之间的关系。
我们每每会用反事实推理来谈论一些具有历史迁移转变点性子的事宜，但是在进行此类剖析的时候千万不能忘却以下两点：首先，在大多数场合下一些事情发生了或者没有发生并不完备是出于有时。
其次，一个重大历史事宜的不同结局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对中短期历史有某种迁移转变点意义，随着我们把历史的尺度不断拉长，此重大历史事宜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都会变得无关紧要（Braudel，2009）。

四、把机制置于韶光顺序和历史情景之中

把机制放在事宜发展的韶光序列或者历史情景中稽核也是部分办理机制性阐明弱点的一个常用手段。
在政治学的方法论领域，这一手段又被称之为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Beach and Pedersen，2013；George and Bennett，2005）。
就本文所谈论的议题而言，该方法的逻辑根本是：如果我们要强调由事宜A引发的某一社会机制是导致事宜B发生的缘故原由，那么事宜A在韶光上就必须发生在事宜B之前。
比如，凯瑟和蔡泳（Kiser and Cai，2003）曾经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揭橥了一篇剖析了为什么古代中国官僚科层制不但兴起的早，并且还很发达的缘故原由。
他们的核心机制便是战役对科层制形成的促进浸染。
他们认为，与其他文明比较，中国东周期间的战役不但特殊残酷而且旷日持久，古代中国科层制就在战役驱动下逐渐兴起和壮大。
笔者对他们的不雅观点进行批评的时候用的便是过程追踪的逻辑。
我的论点是：虽然东周战役延续了500多年，但是在前400多年中，绝大多数的战役都只是小规模冲突。
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之后，战役才持续得更久，并愈发残酷。
而在此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波科层化浪潮，一波是在公元前7世纪，第二波则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之间。
由于一个机制中的“因变量”不可能发生在“自变量”之前，因此惨烈的、旷日持久的战役不可能是导致科层制在东周兴起的缘故原由（Zhao，2004，2015）。

早期历史社会学的叙事一样平常不以韶光序列顺序进行，发生在很大韶光跨度，并且在不同背景下的不同事宜每每被作者作为证据来论证同一个论点。
关公战秦琼这类乱点鸳鸯谱的剖析办法和证明办法在韦伯、摩尔和斯考契波等大家的作品中也时时可见，而一样平常历史社会学家所犯的缺点就更低级了。
我不会说不按事宜发生的韶光序列的叙事和剖析所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缺点的。
实在，社会学和政治学在这方面出了许多名著。
并且，纵然是那些具有明显缺点论点的书本和文章，它们的理论意义也不可小觑。
在本日，虽然这种不按事宜发生的韶光序列的叙事和剖析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仍旧盛行，但是在历史社会学的叙事中，学者们越来越把稳用事宜发生的韶光序列来规整自己的叙事和论点在履历上的合理性。

把机制放在历史情景中稽核的逻辑根本是：我们要强调某机制是导致事宜B发生的关键，那么该机制必须具有在逻辑上以及在历史情景中的合理性。
比如，追随韦伯的论点（Weber，1999），贝拉认为日本德川幕府期间发展起来的一个宗教运动（石门心学）由于其教义在不少方面与加尔文新教附近，因而是工业成本主义在日本得以兴起并且取获胜利的根本（Bellah，1957）。
从历史情景来稽核，新教产生后撕裂了天主教天下的一统性，给欧洲社会的政教关系、国际关系乃至国家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日本宗教生态在前当代始终处于多元状态，纵然是在其壮盛期，石门心学也只这天本高度多元的宗教生态中的一支，它并没有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可以与加尔文新教比较的巨大社会变迁。
此外，日本工业成本主义是在欧美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才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这便是说贝拉忽略了工业成本主义的原初发生与在西方的压力下被动学习工业成本主义是两类根本不同的征象。
被动学习工业成本主义的成功与否不在文化，而在于国家能力（Evans，1995，Zhao and Hall，1994；Zhao，1994），而东亚国家比较随意马虎进行工业化是由于这些国家有着长期的前当代国家建构历史（赵鼎新，2016）。
但是，处于其他文化下的国家和地区在最近几十年也开始有了成功的经济发展，由于这些地方的国家建构最近也逐渐赶了上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纵然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对付欧洲工业成本主义的产生起有关键浸染这一论点是精确的（实在韦伯的论点有很大问题），贝拉对韦伯的模拟也是不可取的。

须要指出，不符合韶光序列情景和历史情景的机制性阐明在履历上肯定是缺点的，但是符合韶光序列情景和历史情景的机制性阐明也不一定就完备可靠。
毕竟，符合韶光序列情景的论点很随意马虎建构，而历史情景每每又高度繁芜，再加上历史材料的残缺和材料质量等缘故原由，罗生门征象很难避免。
在这种情形下，带着不同代价不雅观、视角或者学术演习的学者很随意马虎会过度强调某些历史情景，某些历史人物，某些历史事宜的主要性，而轻视乃至忽略其余一些历史情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宜。

五、加大被阐明问题的信息量

加大被阐明问题的信息量是笔者长期实行的一种用以填补机制阐明毛病的方法。
加大被阐明问题的信息量的逻辑根本非常大略，那便是一个能阐明更多征象的理论就肯定是一个更好的理论。
如果我的这个逻辑是对的，那么社会学家在研究一开始时就该当立时想到加大自己研究问题的信息量，但是社会学在实际发展中却没有遵照这一起径。
绝大多数社会学名著，比如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斯考契波的《国家与革命》以及科尔曼和李普希特的《工会民主》（Lipset，Trow and Coleman，1956），等等，都是从一个或者极少数几个问题开始，然后构建一个合理的构造/机制性叙事寻求对书中提出的问题作出阐明。
我已经指出（赵鼎新，2020），这种提问和解释方法在逻辑上有“多对一”问题，即对付一个给定的问题，我们一样平常都能找到多个能阐明这一问题的机制，虽然有些机制在履历上完备站不住脚。

西方社会科学家并非不知道加大被阐明问题的信息量的好处，但是他们在方法上却没有朝着这条道路发展。
扼要而言，西方学者的“忽略”来源于他们并不对“质性研究被阐明问题的信息量每每太小”这一逻辑毛病有很大的担心。
他们的情由是：如果理论X能阐明履历征象A，但是不能阐明履历征象B，后来者就能通过提出一个新的同时能阐明履历征象A和B的新理论Y。
如果理论Y能阐明履历征象A和B，但是不能阐明履历征象C，后来者就能通过提出一个新的同时能阐明履历征象A、B和C的新理论Z。
就这样，随着新提出的理论能阐明的东西逐渐增多，问题的信息量自然会增大，我们也就自然地会逐渐逼近事实。
以上这一逻辑貌似合理，实际却是自然科学思维办法在社会科学中的误用。
我举两个例子来解释这一点。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由倪志伟提出的（Nee，1989），曾经主宰了当代中国研究长达十几年的“市场转型理论”。
市场转型理论的要义是：中国的传兼顾划经济属于一种按政治原则进行利益分配的“再分配经济”。
在这一系统编制下，那些有着较高政治成本的人士（比如是干部和党员）就会在利益分配上霸占上风。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市场分配原则就会霸占主导，或者说那些有着较高人力成本（比如学历和专长）的人士就会在利益分配上霸占上风。
这一理论貌似有理，却忘却了社会权力的一些最为核心的性子。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理论的误区。
首先，市场机制只是一个规律，但是政治的背后却是国家。
有着自主性的国家行动者可以从多个方面更主动地改变市场分配机制在社会中的主要性。
第二，面向市场的经济行动者手中的逼迫性力量非常有限，而政治行动者手中却节制着大量的逼迫性力量（比如国家手中节制着军队、警察乃至法律和法令的制订，等等）。
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政治行动者对经济行动者的掌握能力要比经济行动者对政治行动者的掌握能力每每要大许多。
这两个方面的理论误区使得倪志伟对付中国发展的预测产生了方向性的缺点，详细说便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国家力量及其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不但没有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减弱，反而在不少方面明显增强了。

倪志伟的文章揭橥后，学者们从各个方面来驳斥或者改动他的不雅观点。
这些文章的核心无非便是想用更好的数据和更风雅的统计来论证诸如干部、党员等政治身份仍旧在中国社会的人为收入中起着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浸染。
这类文章虽然大方向没错，但是出发点较低。
近20年来决定中国经济分配的最大成分紧张只有两个：其一是个人的户口所在地，详细说便是某人户口所在地的地皮和住房是否在由国家所推动的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展过程中被征用，并且征用后得到补偿的多少；其二是某人是否买了屋子，在什么地方买的屋子，什么时候买的屋子，以及买了几套屋子。
凡是在近20年来的城市扩展中有过退赔和买房经历的中国人都变得富有了。
担当着某些职位的城市和屯子干部在这个过程中的收益很多，但是大量的人力成本很低，原来很贫穷的进城打工的“农人工”或者新城市居民由于家中有地皮资源，再加上穷则思变，因而比城里人有更大的投资购房激情亲切，因此也获益很多。
但是总体来说退赔补偿和购房致富是一个全民征象，受益人口可达数亿。
这个群体构成了中国的一个奇特的，人力和政治成本都很低，但是却颇有些财产的“中产阶级”。
须要强调，虽然环绕着倪志伟的理论而产生的“市场转型理论”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误区，这类事情并不是没故意义。
至少，它供应了一个匆匆使我们做进一步思考的出发点。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组织社会学中的组织生态理论（Hannan and Freeman，1977，1989）。
在组织生态理论涌现之前，专家们一样平常会从组织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如March and Simon，1958；Selznick，1984），及其组织的资源、策略、对付干系技能的节制以及内部折衷等等方面来剖析组织的成功与否（Perrow，1961）。
但是组织生态理论的倡导者对此有不同意见。
他们的不雅观点可以总结为：如果我们把某类组织作为一个总体来看，这个总体中的单个组织的成败最大缘故原由每每不是该组织对环境的适应能力（adaptation），而是环境的选择（selection）压力。
详细说便是，当某个类型的组织在社会上刚涌现时，它们所面临的紧张是大家能不能接管的问题，即合法性问题。
在此时，合法性压力将是此类组织“去世亡”的最紧张缘故原由。
但是，当这类组织在社会上被广为接管后，越来越多同类组织就会产生，它们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也会随着此类组织数量的增加而增强。
此时，密度制约竞争的压力就成了这类组织最紧张的“去世亡”缘故原由。
简言之，组织的消长是由合法性和密度制约这两个环境选择机制所决定的。

倪志伟的文章把社会行动者和机制给放在一起剖析了，因此在学理逻辑上出了些问题。
但是，组织生态理论所揭示的机制则是货真价实的具有普适性的机制。
可以说这一理论对付社会学的贡献要大得多。
但是，正由于这一理论更具普遍意义，它的后继事情就更多，影响就更大，因此把大家带入误区后走得也就更远。
组织生态理论涌现后的几十年中，大量同类事情不断跟进，并且许多文章都揭橥在西方社会学以及干系学科的顶级期刊。
同时，学者们还在组织生态领域引入网络剖析及其他各种定量方法，硬是把组织生态研究发展成了一个自闭性很强的组织社会学亚领域。
问题是，组织生态学方法一样平常只能用于研究数量很多并且相互之间十分相似的小型组织（比如某一类型的饭铺），而很难用于研究数量很少但规模很大的大型组织（比如国家、天主教会，或者像阿里巴巴、腾讯、沃尔玛和谷歌这样的大公司）。
此外，组织生态理论在供应了新的视角的同时也把我们带入了本体论上的去世胡同：组织生态学得以发展起来的一个主要条件便是强调该当从环境的选择压力，而不是组织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来研究组织的发展，这就使得组织生态学视角与那些从组织内部差异和组织决策等角度来稽核组织发展的理论很难契合，由于稽核组织内部的运作会从根本上否定组织生态学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出发点。
换句话说，组织生态学视角的确给我们带来了片面深刻，但却很难让我们在它的根本上做进一步的发展，由于大多数组织行为和后果的差异毕竟来自对环境的“适应”，而不是环境的“选择”。

以上两个例子见告了我们，社会学中大量的领域的研究或者由于出发点假定有误，或者由于出发点假定太偏，以至于这些研究虽然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出发点或者看问题的视角，但是当我们把他们用来阐明现实社会征象时，就每每会产生隔靴搔痒之感。
这就匆匆使笔者去探索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以往的研究策略每每从一个或者数个履历问题开始，然后试图构建一个合理的叙事以寻求对这些履历问题作出阐明，而我则反其道而行之，即一下子提出大量的研究问题（每个问题都可以在逻辑上理解为是一个因变量），并且对这些问题在同一理论框架下作出解答。

笔者在《儒法国家》一书中就提出了一大堆“为什么”问题【集中见于第6-9页，但是也散见于全体著作（Zhao，2015）】，比如：为什么战国初期各国都先后发展成了科层制帝国？为什么被后世称之为是“法家”的学说在战国期间的“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为什么是秦，而不是其他国家统一了中国？为什么强秦的国祚极短？为什么西汉期间涌现的儒法国家政治系统编制能绵延至20世纪？为什么天下上只有中华帝国的国家体系能以比较相似的办法延续了两千余载？为什么在几大文明中，中国有着最为强大的国家传统？为什么中国早在西汉期间就开始了文官统治，并且文官统治在宋代开始取得了很大的稳定？为什么天下上绝大多数帝首都是通过军事征服来扩展领土，而中国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被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征服而被动性地造诣了领土的拓展？为什么对欧亚大陆历史发展影响最大的游牧帝国（比如，匈奴、突厥和蒙古）都涌如今中国北方，而不在其他地区？为什么超验性宗教未能对中国政治施加重大影响？为什么与西方文明比较，中华帝国保持了很大的宗教宽容度？为什么贩子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无法在政治领域担当主要角色？为什么明清发达的商品经济完备没有可能带着中国走向工业成本主义？除了这些宏不雅观层面的问题外，我还在书中提了许多中不雅观和微不雅观层面的“为什么”问题，并且试图在同一理论框架下对所提出的所有问题进行阐明。
这一方法哀求学理逻辑和履历事实之间有大面积的情景和韶光序列互恰性和逻辑合理性，因此通过这一方法所建立的构造/机制叙事与事实的差距可能就会小一些。
笔者的这一方法给自己的叙事和剖析带来了难度，但是它同时也给批评者带来了难度。
在这一方法的保障下，对笔者不雅观点的一个有效的批评不能只指出《儒法国家》忽略了什么历史事实（由于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不可能包含该段历史的所有信息），或者哪一个论点上有误，而须要提出其余一个理论，那个理论不但能阐明我所提出的一大堆问题，而且同时还能阐明那些被《儒法国家》一书所“忽略”的其他历史事实。
当代社会学的认识论受到征象学、后构造主义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很大影响。
在这些理论的辅导下，大量学者乃至会认为任何叙事都是建构。
笔者承认任何对付历史的叙事都是一个建构，但是同时也想强调不同的建构其质量还是非常不同的，而评价叙事质量的一个主要准则便是某一叙事背后的理论所能阐明的履历征象的广度。
这是一个在社会科学中一贯被忽略的认识论。

以上所先容的是试图通过同时回答许多问题来提高构造/机制性叙事在履历上的可靠性（或者说通过给予大量问题以一个统一的合理解答来缩小诠释圈）。
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加大单个研究问题的信息量来构建一个在履历上更为合理叙事。
目前，西方的质性社会学在方法论上一样平常都同时存在着研究问题单个和问题的信息量很小这两个问题。
比如斯考契波（Skocpol，1979）《国家和社会革命》一书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法国、俄国和中国发生了社会革命？她的这一问题的信息量只有8①。
还比如，在《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摩尔（Moore，1966）剖析了在当代化的道路上为什么英国、法国和美国走向了议会民主道路，日本走向了法西斯道路，中国走向了共产主义革命（摩尔书中也剖析了印度的发展路径，但是他把印度作为一个例外来处理了）。
就摩尔的问题来说，它的信息量也仅仅是（5个国家，3个可能）。

在质性社会学研究中，我所见过的单问题信息量最大的研究是孙砚菲（2019）在《社会学研究》上揭橥的一篇题名为《零和扩展思维与前当代帝国的宗教政策》的文章。
此文一共稽核了23个前当代帝国对待国教以外的宗教的政策，但是文章却只有一个研究问题：在对待国教以外的宗教的宽容程度这一问题上，前当代帝国之间呈现了怎么样的差别，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差别？在文章中，孙砚菲通过以下四个准则丈量了前当代帝国的宗教政策：该帝国是否容许国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合法存在；该帝国是否对被容许的宗教采纳了歧视态度；该帝国对不被容许宗教的压制程度的大小；该帝国是否对崇奉其他宗教的群体采纳了强制改信政策。
依据这四个准则，孙砚菲把前当代帝国对国教以外宗教的态度分成了如下6个梯队（括号中是详细帝国的例子）：最宽容梯队（包括蒙古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安息帝国），第二梯队（包括罗马帝国、明帝国和清帝国等），第三梯队（萨珊帝国），第四梯队（除萨法维帝国外的所有伊斯兰帝国），第五梯队（除了西班牙帝国外的所有基督教帝国），最不宽容梯队（萨法维帝国和西班牙帝国）。
孙砚菲所研究的每一个帝国在对待国教以外的宗教的政策在理论上都可以采纳以上6个梯队中的任何一个，而她一共稽核了23个帝国。
6个梯队和23个帝国的交互组合一共产生了种可能，或者说她按照履历事实排列出来的那23个帝国的详细宗教政策实在只是个组合中的一种。
如此巨大信息的单个问题信息量在质性社会学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这便是为什么她的这一研究的难度很大，而她所提出的理论与其它同类理论——比如各国国家力量的不同、某一宗教是否是敌国的潜在盟友、各国文化的不同，等等（Barkey，2008；Burbank and Cooper，2010；Laitin，2009）—比较要具有更大的说服力，由于如果回嘴者提出任何一种其他的替代理论，该理论将很难阐明那23个帝国对待国教以外的宗教的宽容度方面为什么涌现了以上的6个梯队的排序②。

社会学不同于像传播学、管理学、法学、商学等运用型社会科学领域之处在于它不仅仅研究各种详细的社会征象（这一点与那些运用型社会科学领域没任何差异），并且不断追求着加深对构造/机制观点的理解，改进着各种叙事方法，发掘着新的视角和叙事可能性，思考着不同叙事方法的弱点，以及反思着在给定时空中我们的问题意识以及我们的知识生产（包括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办法所具有的各种特色和局限。
社会学因此是大量的社会科学学科的母学科。

基于笔者对付社会学的理解，本文谈论了针对机制阐明在履历层面上的弱点，社会学家发展出来的五种办理方案，即准实验方法、打消其他可能阐明方法、反事实推理方法、置机制于事宜顺序和历史情景之中方法，以及加大被阐明问题信息量方法。
笔者认为，在这五种方法中，“加大被阐明问题的信息量”这一方法从认识论角度来说该当说是最为牢固。
但是必须强调，纵然是这一方法也不能担保我们所建立的阐明在履历上就完备可靠——它只能缩小诠释圈，并不能关闭诠释圈。

须要指出，对付质性研究来说加大研究问题的信息量是须要追求的目标，但是这不即是每个研究都必须这么做。
比较于定量研究，质性研究最大的优点便是能把历史背景、历史事宜、社会行动者的行动以及时间过程中的互动融入因果关系剖析中，由此产生的高度情境化的叙事能和因果关系剖析互证，这是定量剖析无法企及的。
这便是为什么许多从小信息量发问出发的研究在履历上也会有很大的准确性，并且同样会有理论意义。
有社会学家会把质性的比较研究与统计剖析做大略类比，强调质性研究在方法上有案例太少、影响成分太多的弱点（Goldthorpe，1997；Lieberson，1991，1994；Mahoney and Rueschemeyer，2003），这是对质性研究性子极大的误解。
此外，加大质性研究发问的信息量本身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这不但须要我们对多个案例有着深入的理解，还须要我们对各种差异性征象有很大的洞察力。
青年学者在学习以差异性发问为根本的社会学研究时须要顺序渐进，首先节制好比较常规的小信息量发问，然后再迈向大信息量发问这一“深水区”。

还需指出，本文所先容的五种方法并不席卷社会科学的所有诠释方法。
对付任何一个社会学家来说，最为主要的基本功是获取和诠释各种材料的能力，包括知识面、阅历、类比/遐想和反思能力，在采访和交谈中与各种人打交道的本领和在交谈中压迫多种信息的能力、阅读各种“文本”所须要的措辞和专门知识的演习、对付各种归纳方法和推理方法（包括各种数理逻辑）的节制，以及从各种间接信息（proxy）中压迫有用信息的能力。
就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来说，许多研究每每都失落败在这些属于“基本功”范畴的诠释能力上，或许增强基本功演习才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确当务之急。

文章写作过程中孙砚菲提出了宝贵见地，数位匿名审稿人也提出了一些非常主要的见地和建议，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①即每个国家都有发生革命和不发生革命两种可能，它们的组合共产生了2×2×2=8种可能性。
为了大略和统一起见，本文在打算提问的信息量时都采取了同概率假定。
就以上的打算来说，我假定的是发生还是没有发生革命在法国、俄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的概率同等。
质性研究中的变量每每是分类型的。
对付分类型变量（categorical variable）来说，在每个种别在详细的履历案例中的可能性无法进行定量测算的情形下采纳同概率假定该当是一个稳妥的办法。

②孙砚菲的理论为：一个帝国对待国教以外的宗教的宽容度紧张有两个与国教性子有关的机制性成分所决定：国教的排他性和扩展性（zero-sum and evangelism）。
帝国国教的教义越具有非此即彼，非真则误的排他趋向，该帝国就越不能容忍其他宗教的存在；帝国国教教义的性子越具有扩展性，该帝国乐意给其他宗教供应的空间就越小。
如果一个帝国的国教同时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扩展性，那么这一帝国对国家之外宗教的宽容度就最低。
这一理论点明了意识形态的主要性，特殊是当一个帝国被具有某些特色的意识形态绑架了之后，其后果有多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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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