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丨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_百家争鸣_思惟

关键词：百家争鸣；公共阐释；公共空间；公共理性；公共自觉

作为思想和阐释空间的百家争鸣，是有其物质形态为依托的，否则争鸣无处承载。
紧张有两种。
一是私学。
百家争鸣的诸多核心人物，均以私学为本，建立各种形式的传授教化机构，招揽天下人才，传授弘扬本学派思想。
史有记载的各大子学多有学生相聚。
孔子学生三千；“墨者为一有组织之团体”；孟子游说列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
其学问传授，多以本派师祖思想与范式为主旨，守其一道，衍生而下，虽有创新改动，但紧张目的是一家之学的发扬光大。
在此根本上，发生发火声音，百家争鸣。
最突出的是齐国的“稷放学宫”。
此学宫不是传一家一派之学说，不是收拢同一方向和旨趣的学人，而是集诸子百家之众，容多种学派与思想共存，在同一空间中相互争鸣。
“《史记·论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所开列的六家或九流十家，都曾生动于稷下。
”孟子是否稷下为师尚有争议，荀子三为祭酒当为定论。
各派巨头集聚于此，著书立说，讲学授业，期会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的紧张思想流派险些全部集聚于此，布局了与当代公共阐释空间基本符合的公共学术空间。
二是学派。
学派以思想领袖式人物为标志。
百家争鸣期间，以孔、墨、庄、荀等为代表，各种可以称“子”称“家”的思想体系，皆为学派。
以阐释学眼力看，如此学派，聚合弟子集中学问，已成为分外形式的公共空间，在此空间中生产和膨胀的思想与学问，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构和发展影响巨大，而且为中华学术文明的整体构造与衍变上升奠定根基。
冯友兰说：“在中国哲学史各期间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谈论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深厚，气候之发达，皆以子学时期为第一。
”历史上无大争议六家，儒、墨、道、法、名、阴阳，均以创始人的独特学说称世，构造了民族思想与文化发展的基本形态。
各学派有共同祖师、共同主见、共同范式。
尤其是儒学，已然是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核心线索。

百家争鸣作为精神、思想，进而详细呈现为阐释的公共空间，其一样平常特色是明显的。
一为开放。
所有具备能力的人都可以公开进入或拜别，空间内的思想与言说是公开的，相互之间不仅作为物质形态的详细的人可以“被瞥见和被听见”，而且将暗藏的思想完备公开于人，思想的联系和冲突天生了相互开放的公共关系。
公共实现于开放，开放落实于公共。
二为自由。
进出自由，在小范围空间里，合则进，不合则出，譬如诸侯收拢的各方之“士”，常常出入多个空间，无拘束与限定。
思想自由，各学派自由秉持相互差异甚大以至完备对立的思想与学说，自由揭橥辞吐，无任何拘束。
三为平等。
空间中的各学派是平等的。
孔子虽为尊师，但学生可以对话，儒家最先发轫，墨子、荀子可以批评、回嘴，乃至痛诋不已。
没有哪个人或哪个学说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
平等发言，平等互换，以是能够百花齐放。
四为宽容。
多种不同阐释取向或偏好在公共空间中长期共存。
相互对立的不雅观点，相互吸取补充，使各学派得以壮大，体系日渐丰满，学术不断进步。
整整一个时期的百家争鸣，为古代思想史的完备图景供应了可能。

如此一样平常的特点，各方评述甚多，无须赘言。
值得特殊谈论的是，百家争鸣空间中的主体意识及间性意识。
所谓自由、平等、宽容等一样平常特色，必须建立于主体及主体间性意识之上。
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期。
在这个期间，帝王、君主精神统治强大，尤其严格的社会等级，君臣父子，上贵下贱，士或知识阶层的主体意识何在？百家争鸣期间，中国会有主体间性的观点吗？先秦士子以复苏的主体意识进入百家争鸣空间是有事实为证的。
孟子有志：“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庄子有年夜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荀子斥贱儒，然后称己：“彼君子则不然：佚而不惰，劳而不僈，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贤人也。
”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主体意识，既自觉认知自我之存在，也充分认知存在之意义。
至于主体间性，中国古代没有这个观点，但间性的意识，在笔墨制作之初就有表达。
“我”原来为象形字，写作，为锯齿状的锋利兵器。
以兵器向外保护自我，当然含有自我之外另有他人的间性意识。
《说文·我部》：“我，施身自谓也。
”便是“谓用己厕于众中，而自称则为我也。
”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吾”“我”之辨明矣。
更深一层，从先秦子学大师的思想看，诸多主要不雅观点因此办理主体间性问题为出发点的。
孟子言善，荀子言恶，墨子言兼爱，便是以主体间性为预设的理论。
百家争鸣的核心话题之一，是社会秩序与管理办法，实质上是因主体间性产生繁芜社会问题的求解之道。
足见进入空间，并在空间中高下求索的百家诸子，无一不是主体意识明确、主体间性意识明确之人。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期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光鲜的主体与主体间性意识？对此史家早有定论，是为官学下移的结果。
学本在官，西周没落，东周败乱，王室独占千年的文化、思想、知识流入民间。
新的独立的文化人由此产生，“士”成为阶层，文化分裂，思想分野，知识分界，开启了民族文明的新路程。
正是由于有了民间私人之学，有了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专职文化人的涌现，天生了自我及主体意识，才有孟子复苏的“吾”“我”之别。
当时就被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学子、士人，自知思想之代价，知识之力量，自觉差异于乡野市井，专为形上之事；自觉差异于其他形上之人，专为争鸣之事，正是如此主体与主体间性之自觉，构造了百家争鸣的公共空间。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在阐释学的构架下，官学为公，私学为私，如何由私学而天生公共空间？问题的症结是，差异官学之公，是统治者以公之名义管理国家，官学束缚于王权，无自由平等、协商对话可言，失落去公共本义。
私学之私，是独立主体私人之身份，而非束缚于私人范围。
私人办学可以谈论互换，如孔子与徒弟对话，实际构成公共空间，虽然范围有限，但要素具备。
百家争鸣以私学为基，私学已是空间，私学浩瀚，相互对抗并互融，由私而公，合法且自洽。
我们可以理解，多数私学和学派很难差异（稷放学宫除外），但归根到底，阐释在公共空间中展开，空间中的阐释是公共阐释。
阐释的公共实质，百家争鸣给予了历史证明。

阐释的公共性表示在条件的公共性。
人的理解非由白板起。
阐释表达理解，条件准备必须更加充分。
阐释之以是公共，主要缘故原由是阐释的全部条件，来源于公共，立足于公共，且在阐释过程中持续发生浸染，使阐释成为可能。
作为范例的公共空间，百家争鸣的公共条件丰富而阔达，为长达五个世纪的思想运动供应了强大动力与担保。

第一，经典时期的文明创造，为后续500年的百家争鸣供应了知识信念与知识准备。
这里的知识信念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确信古人创造和遗留的知识是可信的，具有值得后人传承并连续创造的基本代价。
他们相信，无论附和还是反对，古人的知识都是思想再创造和再出发的出发点。
所谓信念，支撑和推动百家诸子去创造、梳理、总结统统可能利用的旧说，或重释或阐释经典，生发自己的意义。
孔子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志在“上继往圣，下开来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充分表达了春秋战国一代，诸子大家对三代文明的信赖与确证。
这里的知识准备是指，春秋以前，夏、商、周的思想累积与演进是公认的。
孔子有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充分证明了这个过程和造诣。
百家争鸣的重大主题，无一不是前代提起和深入涉及的。
诸如所谓“德政”，《尧典》就有：“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高下。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所谓“定命”，《盘庚》就有：“先王有服，恪谨定命。
罔知天之死灭。
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
”所谓“礼制”，孔子自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可证礼之渊源。
最通畅的知识是，孔子系统整理上古时期的思想成果，删定六经，将春秋以前的文明造诣，以文本形态而定型，为孔子本人及先秦儒学供应了思想资源。
不仅孔子，其他思想者亦以三代文化探索与造诣为基点，衍生和创造自己的思想体系。
譬如《尚书》，作为夏、商、周的三朝历史记事，是先秦诸子思想立论的经典依据。
据陈梦家统计，在先秦诸子的《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墨子》《礼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九部著作中，引用《尚书》多达168条。
对先秦以前的千年积累，庄子说，古之人即子学时期之前的搢绅师长西席，“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师长西席多能明之。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其数散于天下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此言明确了三个问题。
其一，春秋以前的“旧法”很多，且世代相传无明显断裂。
这是文明和思想积累不断深厚的证据。
其二，古有搢绅之士，也便是王官之学的创造者与承担者，对诗书礼乐已全面理解和节制，有相称范围的扩展乃至遍及。
其三，官学下移之后，百家之学常常以此为话题，旧时之文化文籍是百家争鸣的根本。
更主要的是，百家争鸣的源头，也便是上述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上古文籍，本身是公共产品。
从官学说，它的生产便是具有公共职责的国家行为，特殊是所谓“书”与“礼”，便是历史与制度的整理和记载。
“诗”与“乐”的原初形态是民间歌谣与舞乐的记述，经由采风进入王官之学，更具公共之特点。
两者集中表示了“公”与“共”的普遍要素，是为民族体验与认知天下的知识基底与框架。
百家争鸣以公共条件为出发点而发达兴起，空间中的思想家或谓阐释者，其公共性与公共职责明矣。

《尚书》书影

第二，时期之问，是百家共同关注的生命主题，天下诸子自觉参与，是百家争鸣可能兴起的基本根据。
阐释的公共空间，由不同规模的共同话题构造而成。
阐释的公共性，由共同关注的话题，以集中谈论和协商的形式实现。
诸如百家争鸣这样超过历史五百年，遍及中原大地的公共空间，若没有集聚几代以至十几代学人倾尽生命投入，没有他们世代关注的共同话题，一以贯之地谈论，坚持不懈地实践，是不可能存在并发生历史性浸染的。
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普通的教科书都有记载。
基本的结论是：王室没落，诸侯盘据；国家分裂，战乱频仍；地皮吞并，民众贫苦。
社会制度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所谓不言自明的天道、秩序、知识失落去根据，给思想家、学人提出共同问题。
如葛兆光所言，宇宙时空、社会秩序、个人存在，成为百家争鸣三个核心话题。
但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族的生存状态看，先秦以降的紧张学派，共同认为春秋战国乃是国家与民族危急深重的时期。
孔子言“礼坏乐崩”“天下无道”；孟子则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庄子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
如此决定先秦各学派，以振济天下为己任，所谓“思以其道易天下”，当然成为百家争鸣最核心的问题。
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视角看，这都是一个具有无限思想含量的公共性问题。
此问题的公共性，为百家争鸣的兴起供应了强大动力。
如此重大主题，授予公共空间及空间中的阐释以特殊意义。
其一，空间黏合度极高。
天下问题首先是存在论问题。
国家、民众的存在，与诸子自身的存在为一体，生活天下与思想天下混为一体，生命问题、生存问题，诸子的存在办法与生命意义问题高度黏合，同时空内的各方人才投身于此，空间上的阔大，韶光上的广远，空前绝后。
其二，空间之经世能量巨大。
百家诸子集聚于争鸣空间，尽力阐释本己之思，游说争取他人——紧张是各国王室及强大的诸侯力量，以实现他们的政治空想。
“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
”墨子讴歌“行为人筮者”，“其功善亦多”。
孟子之学术以仁政为核心，其治学终极空想乃“治天下可运于掌上”。
庄子则鼓吹“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荀子坚持“制定命而用之”；兵家直接为战役所用；田舍为稼穑做事；法家全部论说为国家管理。
后人所言“学甚至用”，是百家争鸣的基本取向。
其三，道器并重，阅读广大。
由于天下国家为思考和争鸣条件，形上之道当主流，然诸多形下之器亦被关注。
《考工记》是古代手工业技能规范总汇；《墨经》反响了古代光学、力学、数学方面的造诣；《吕氏春秋》总结传统农业主要生产履历。
争鸣之百家，不仅为道，且亦器，以是百家争鸣绚丽多姿。
此由时期条件所决定，不可复制。

第三，空间公共性的分外形态。
百家争鸣的公共条件，决定了其空间形态不同于欧洲早期的公共形态。
其根本差异在于，百家争鸣的空间不是独立的政治空间。
空间主体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不代表或不直接代表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
他们积极为各种政治力量做事，以至为官为相，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实际表现是：其一，从经济上看，士缺少独立性。
百家争鸣的主体是官学下移后的“士”。
由士所构成的阶层，处于贵族和民众的中间形态。
士不是独立的经济主体，而依赖王室或诸侯赐予田地及俸禄生活。
《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
”足以证明，士非贵族，亦非普通民众，只能定性为低层贵族。
其二，从政治上说，亦缺少独立性。
经济寄托决定了政治上不可能完备独立。
士要为节制国家或地方权力与资源的王室与诸侯做事，用自己的思想和聪慧，说服和勾引权力节制者，以其政治空想去建立和管理国家。
诸子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直接担当要职。
孔子漫游列国，做过中都宰、大司寇，传授教化之目的乃“学而优则仕”。
荀子做过兰陵令，至于韩非、李斯，皆为其弟子，继商鞅、吴起之后，为秦国统一天下作出精彩贡献。
其三，由此一定便是，百家争鸣的公共空间，不是一个在普通民众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代表民众批驳和对抗国家的空想公共空间。
其空间对话，不仅在诸子之间展开，而且常常是诸子与王侯、官员对话。
此空间非与国家对抗，而是尽力争取为国家做事。
以上三点，与西方公共空间的理论与实践大相径庭。
综而述之，西方公共空间之主体为市场经济主体，是私有财产所有者，经济上是完备独立的；所谓公共空间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独立领域，代表民众抵抗国家力量；生动的空间主体也不以为官为目的，不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
与中国先秦百家争鸣同时期的古希腊的公共领域，彷佛更纯粹一些。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类的思想人物，较之先秦诸子，具有更多知识独立品质，不将参与实际政治活动作为根本追求。
这些思想人物经济来源相对独立，绝非国家之“养士”。
他们位于国家与民众之间，以知识阶层和思想家态度，独立开展学术研究，而不代表任何现实政治力量生产言说。
古希腊的公共空间，是纯粹的公共学术空间。
造成如此差别的缘故原由当然很多，但我们认为，同是轴心时期，两个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现实课题完备不同。
孔子及往后500年的思想家们所继续的，是夏、商、周，特殊是周代祝、宗、卜、史的遗产，六经或六艺等等，更多地思考国家分裂之缘由、战乱之中的再统一问题。
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家，继续希波战役往后伯里克利时期的文化造诣，诸如荷马史诗、梭伦改革、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等等，更多关注的是民主政治、自然科学、纯粹的逻辑和思辨问题。
同是“哲学的打破”，古代中国与希腊哲学走上完备不同的道路。
所谓空间的公共条件、其根本性力量、决定性浸染，毫无歧义地摆在面前，震荡作为后人的我们。

百家争鸣是公共阐释的典范。
空间中的思想阐释者，以自主的公共意识，组织和实现阐释。
该当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背景中，少有乃至没有公共意识，更没有公共自觉的观点，但是，公共的客不雅观性，在统统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公共感知与公共行为，对付每一独立意识主体是天然具备的，关键在于能否“自觉”。
参与空间阐释与争鸣的先秦诸子，其自我认知与自我阐释行为，充分实现了公共自觉。
主体、理性以及思想的批驳与领悟，集中成为百家争鸣的公共自觉。

第一，主体自觉。
百家诸子参与争鸣，本身已是自觉主体了。
更主要的是，一些代表性人物的主体意识明确，诸如孟子借伊尹之口以申明己志：“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预言家觉后觉也。
予，天民之预言家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
非予觉之，而谁也？”此本极自大的自我认知与评估。
正是由此，我们可见他的主体意识及其深刻的自觉。
所谓“天之生此民”，是复苏地定位自我，有人称之为“宇宙的公民”。
孟子自认为是预言家者，其人生任务是“觉后民”，而且他要以“斯道”，即自我之道觉悟“斯民”，并且流传宣传，天下唯有孟子自我能担此大任，所谓“非予觉之，而谁也”。
此其一。
孟子又言：“我亦欲君子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能言距杨墨者，贤人之徒也。
”孟子知其主体地位，亦自觉履行主体任务，以争鸣空间的阐释和辩论实现自我。
复苏地自知，我在阐释。
阐释为主体自觉行为。
犹如“我思故我在”一样，孟子自知“我辩故我在”，乃为“贤人之徒”。
此其二。
何止于孟子？百家争鸣空间中，每一位参与者皆复苏自知，阐释者在阐释。
早有孔子、墨子，后有老子、庄子，以至荀卿、韩非，皆以阐释主体的自觉，坚持独立姿态、独立意志、独立个性，在百家争鸣的思想狂飙中，塑造了主体思想者的集体形象。
此其三。
主体独立并不妨碍间性的构建。
首先该当确定，主体间性以主体独立为条件。
各独立主体之独立，是间性可能建构的根本。
无主体独立，无主体间性。
其次，就思想空间的分外意义而言，自动进入空间与人争辩，本身已是将他者视为平等存在，实为自觉的间性意识。
空间中没有独裁者，相互平等言说与辩论是常态。
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师”，已不仅是平等，而且是高看一眼，视他者为尊。
再次，间性构造历史。
先秦诸子空间同在，百家之说，此消彼长，构造500年间性历史。
儒、墨、道、法、名、阴阳，相互独立于对方，不可稠浊，不可替代，共同主宰了民族2000年的思想历史，建构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主脉络。
由主体自觉而起的主体间性，由论辩自觉而起的思想间性，百家争鸣的公共自觉，轨迹清晰。

第二，理性自觉。
先秦诸子能够创造思想，并在思想空间中争鸣，条件是理性的充分利用，是自觉的理性。
百家诸子理性的自觉认知及利用，表现为多个方面。
其一，以理性立人。
人之为人，理性使然。
儒家有五常，所谓仁、义、礼、智、信，为人认知生命和天下，处理人际关系的理性表达。
与苏格拉底一样，在人与禽兽的差异上，先秦诸子作许多论述。
孔子认为只养而不敬，与禽兽无别。
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别于禽兽。
敬与义是伦理观点与范畴，是高于一样平常认知的理性展开办法。
自觉利用理性，此为根本性表征。
义如此，别的各点当然如此。
其二，以理性构建思想。
这里的思想，既是征象及精神的认知结果，也是思想及思维的运行办法，即以理性构建思想。
有一种评论是，“中国哲人在方法上更綦重视道德的教化，以涵养为致知之道”。
诸如庄子说“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是中国哲学特色之一。
但此并不能否定中国古代哲学家，包括百家争鸣时期的思想者，以理性认知天下，以理性建构思想，以理性阐释理论的努力和造诣。
孟子所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则是纯粹的思维和理性哀求。
荀子强调“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虑孰察”，《大学》言“虑而后能得”，亦是强调思维之用，理性之用。
可以判断，百家争鸣之能鸣，皆为思与虑而得之，皆为思与虑而阐之。
其三，以理性检视理性。
此为更高一级的理性和思维行为，是思想之思想。
如果说儒家“一日三省”重于伦理之自我检醒，而以理性为武器，深入戳穿认知谬误，则可为思维之思维的高等形式。
诸如荀子，戳穿“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大于理”，“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所谓解蔽之努力，可视为对人的认知和思维办法的理性反思。
再如，诸子对所谓“前见”的辨识，是深刻的认识论与阐释学贡献。
“前见”是当代西方阐释学极主要的观点，先秦诸子早已见及并加以反思，以求避免“前见”流为“偏见”，乃至“臆见”。
《管子·心术》中的“静因之道”，提倡认知的客不雅观方法，当心先入之见对认知的影响。
荀子提倡“虚壹而静”，是主见认知“不存先入为主之见，虽有所影象，而不使所影象的妨害所将接管的。
所将接管的虽或与所已藏者相反，而仍能客气的领受之。
”以思维认知思维，对前见的认知与态度是理性和公道的。
《吕氏春秋》中的“人有亡斧者”的普通表达，同样是对前见的思维剖析，乃至多一抺当代生理学试验的色彩。
以理性认知理性的更大造诣，是先秦诸子的措辞与逻辑研究。
措辞是思维的措辞，逻辑是思维对思维的规定。
措辞和逻辑为人类认知供应普遍的公共条件。
百家争鸣是不雅观念天下，是措辞和逻辑构筑的天下。
失落去措辞与逻辑的条件担保，无百家争鸣可言。
超越于统统实在征象，专事措辞与逻辑研究，为思想的生产传播订定规则，先是墨经，次是名辨，再为后期荀子集大成的逻辑思想，在认识论、知识论以及思维科学意义上，可为百家争鸣理性自觉的最高表征。

第三，批驳与领悟。
百家争鸣，是百家诸子理性的公开利用。
参与争鸣的主体，自主和自由地利用理性，而不被他人束缚和逼迫。
争鸣本身便是公开利用理性，以批驳的姿态阐释本己思想与主见，争取他人承认，实现其政治和学术空想，以至掌控天下。
百家争鸣由批驳而起。
孔子述而不作，因此西周盛世批驳春秋乱象；墨子激烈反对以礼仪传统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老庄一流的避世玄念从根本上与孔孟入世态度对立；儒法之争可被视为百家争鸣，特殊是战国后期的根本之争。
大的流派如此，各学说内部的批驳同样活气勃勃。
韩非子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
”同一流派之间不合也大。
同是名辨，惠施的“条约异”不同于公孙龙的“离坚白”；同一效法，墨分楚墨、齐墨、秦墨。
至于法家，总体取向同等，但从李悝到吴起、商鞅，从申不害到韩非子，或重法，或重术，或重势，各家主见差异明显。
上述情形本是历史知识，但以公共理性为度量，有特殊不同的意义。
公共理性是约束的，而具有约束力量的公共理性，如何授予批驳以原生动力？集中到一点，公共理性是独立的个体理性，是公开利用而综合构造的。
公共理性既是理性利用所必须遵守的一样平常规则，同时也容纳独立理性主体的情绪、意志以及光鲜的精神空想。
公共理性主见个别理性的充分独立。
个体理性的独立性越强，公共理性所生产的公共性就越强。
在同一空间中，就共同关注的征象和问题生产话语，独立理性的超越与自我超越的冲动，是公共理性不断进步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因此，公共理性宽容并鼓励创造与批驳。
理性的批驳与反批驳，当然成为百家争鸣的核心动力。

子学领悟，既是百家争鸣的历史过程，也是其主要造诣。
百家之争在批驳中走向综合，已是历史定论。
荀子将战国以来的思想精华汇聚一身，培养出如韩非子、李斯一类对国家统一作出贡献的法家代表人物，开启了法家思想与实践。
秦相吕不韦纠集门人撰写《吕氏春秋》，对诸子百家加以全面综合。
春秋战国以降，关于天、地、人的各种思想与知识“逐渐从零散走向系统，从偏执变为兼容”；“在演进与系统化中，逐渐有了一个统一的形上的终极依据”；“知识与思想的形上根本与形下操作，也便是古人说的‘道’与‘术’才得到了沟通，并形成一套规范和模式”。
百家争鸣终于站在历史顶峰，为结束分裂和战乱，实现国家统一作出贡献。
如此过程，在阐释学意义上，给予我们深刻启迪。
启迪的核心是，阐释的公共性及其力量。

阐释的公共性哀求，阐释不可背离公共理性的普遍期望。
阐释空间中的公共理性，是空间中全部个体理性可通约要素的最大组合，各方理性关怀决定了公共理性的阐释选择。
具有理性的独立个体，生存于现实生活，形而下的生存状态，其感想熏染、体验、认知，是形而上理性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同时期的阐释者，毫无例外地“心同此理”。
正是心同此理的同等性，生产了公共理性的普遍期望。
分开普遍的生存关怀，分开理性的同等期望，无论多么玄奥的阐释都难入主流。
百家争鸣的民族和国家背景是空间理性构造的根本要素。
结束战乱、富国强兵、民族国家的统一诉求，是独立理性与公共理性的最大期望，由分而合、由多而一、思想的领悟、国家的统一，公共理性约束下的百家争鸣为此贡献了思想和理论准备。
此为百家争鸣，亦为空间中公共理性及公共阐释的最高实践代价。

阐释公共性哀求，阐释的确定性追求永恒。
诸子百家为何争鸣？答案是唯一的：每一个人都确信本己的思想与理论精确。
以是，坚信自己精确的百家诸子，执着己念，武断不移地相信，争鸣一定有终极结果。
此为百家诸子确定性追求的动力。
在知识论意义上，先秦各大学派，相信天下与未来可知。
便是道家，也以认知和追求道为终极目标。
否则，无道家之存有。
极度不相信措辞的老子，洋洋洒洒五千言，精妙绝伦，他自己相信自己的措辞否？所谓知识从零散走向系统，统一的形而上终极依据有了不言自明的性子，道与术领悟并形成规范和模式，皆为确定性的不懈追求，得到了一个时期确定性的结果。
确定性追求是人类的永恒追求。
在不愿定的环境下，创造和把握确定性，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手段。
当然，任何确定性都是相对的。
而正由于如此，确定性追求以及相对的确定性更加名贵，必须努力地追求而不是放弃。
物质天下的认知如此，精神天下的认知亦如此。
百家争鸣的思想运动，以其公共性成果，证明了这一点。

阐释公共性哀求，人类精神与思想进步必须走“容”与“融”之路。
百家争鸣之为百家，由于容。
此容表现为任何不雅观念与思想，都容纳于同一空间。
任何独立主体，都可在空间中阐释张扬本己之见。
共容而共存，失落去他者本己不在；共存而共容，因容而“盛也”。
共存阔达，此当是公共题中本有之义。
百家争鸣终极凝聚了民族思想文化的主线索，为后世用之不竭，共融是根本。
百家之言从历史来，然未断历史，且有光大发扬；百家之言各有短长，然相互汲取，万川汇流，此当为公共之归宿。
任何阐释以公共性实现为目标，必须在容与融高下功夫。
坚持协商而非逼迫，力求共识而非独断，思想才可能进步。
融亦包含融于时期潮流，为时期演进注入精神动力。
诸子百家走在时期潮流前列，为国家管理供应方略，为世俗生活供应准则。
空想主义贯通经世致用，创造了世代承继的话语之源。
若背离时期，背离时期的容与融，任何人、任何思想，都将被泯没。

阐释的公共性造诣了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见证了阐释公共性的力量。